“玉”见长江文明

原标题：“玉”见长江文明

近日，《玉出大江——长江流域史前玉器特展》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举办。展览展出了来自长江干流沿线20家文博机构的305件（组）藏品，基本涵盖了长江流域历年来出土代表性的史前玉器，其中不乏近些年的重要考古发现。展览力图通过玉器视角勾勒长江流域史前文明化进程，发掘长江史前玉文化的丰富内涵。

“玉”见史前社会

玉文化贯穿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玉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我国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重要佐证，也是中华文明有别于其他古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

一般而言，中国的玉器经历了从单纯的装饰到具有通神与礼仪性质的瑞器，而后又回归装饰功能的发展过程。其中，史前社会晚期阶段出现的玉礼器，是研究礼制起源的重要对象，从某种程度上实证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长江流域有着悠久的用玉传统，特别是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肖家屋脊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出土的玉器更是精美绝伦，闻名中外。长江流域的史前玉器还反映了当时先民朴素的宇宙观和信仰崇拜等思想文化观念，其制作和流通也为我们揭示了当时社会组织、运作等方面的信息，特别是良渚文化极为发达的玉器制作，显示当时社会复杂化程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进入了古国阶段。

本次展出了凌家滩、良渚等文化出土的玉钺10余件。由斧发展而来的玉钺已经失去实用功能，成为象征军事指挥权的礼器，特别是配有玉瑁、玉镦的成套豪华玉钺，堪称王者之“权杖”，十分精美华贵。玉璧与玉琮作为后世“敬天礼地”的瑞器，在良渚文化中被大量发现。本次展览集中展出了超过20件的玉璧和玉琮，使观众能充分感受到良渚社会的神秘与富足。

“玉”见先民穿搭

“玉，石之美者”，在石器时代，当人们开始关注玉石独特的色泽与纹理时，玉器便从普通实用石器中脱离出来，成为原始社会中美的象征。长江流域在距今8000年左右，出现了棒饰和璜形器等类玉装饰品，可视为玉器的先声。到了距今7000年后，用玉石制作的装饰品在一些遗址中开始频繁出现，尤其在长江下游地区，出土玉器的数量与种类极大丰富，有耳饰、项饰、臂饰等。

本次展览集中展示了以玉玦为代表的耳饰、以玉璜为代表的项饰、以玉镯为代表的腕饰共计140余件展品。其中，仅玉玦就有40余件，基本涵盖了长江流域的主要史前考古学文化及出土玉玦的主要形制。分类集中的展示方式，有助于帮助观众全面了解长江流域同类玉器的发展、演变与交流过程，各种琳琅满目的玉饰也能使观众一饱眼福。

值得一提的是，在分类集中展示的同时，我们也注重成组、成套玉饰的“复原”展示。例如，根据考古发掘时玉器的出土位置，展览借鉴了时下博物馆界比较流行的设计，即将耳饰、项饰、腕饰等“还原”到简化人物线图的相应部位展示，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长江流域史前先民的穿搭“时尚”，清晰直观，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玉”见古人智慧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古人将玉器制作总结为“切、磋、琢、磨”四道工序，即开料、修坯、装饰与抛光。根据现代微痕分析与实验考古研究可知，史前玉器制作包含切割、钻孔、研磨、打样、雕刻、抛光、镶嵌等工艺流程，基本可以被上述四道工序涵盖。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金属工具尚未出现以前，史前先民不仅懂得利用比玉坚硬的石头来雕琢玉器，还会使用麻线、竹子等软性材料，加上水和石英砂（即俗称的“解玉砂”）来切割玉石，用动物皮毛磨光玉器，这是远古工匠超凡智慧的体现。

展览中的一件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纹玉牌饰，1987年出土于浙江余杭瑶山遗址10号墓，其正面雕刻有十分完整的神人兽面图案。这种又被称为“神徽”的图案，面积仅有火柴盒般大小，上面密密麻麻布满了细密的阴刻线纹，线条之间密不容针，最细的地方在1毫米处竟刻有五六条纹路，比头发丝还细，且互相不重叠。这种工艺令人惊叹不已，堪称史前“黑科技”。还有一件肖家屋脊文化神面玉牌饰，则采用的是另外一种工艺——“阳刻”。我们可以看到神面的眼、鼻、口、獠牙等部位明显凸出，这种阳刻与阴刻线纹正好相反，制作时需要把纹饰以外的部分铲去（即“减地”）以凸显纹饰主体，显然更费时费力。

展出的肖家屋脊文化的另外一件透雕凤形玉佩，制作难度更高，透雕镂孔的位置需要先打上线稿，再使用线锼之类的工具拉切镂空制作透雕效果，这种工艺比单纯钻孔要复杂很多倍，稍有差池便可能前功尽弃。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爱玉、崇玉的传统，并视美玉为美德的象征，赋予玉器丰富的文化内涵，由此衍生出灿烂的玉文化。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与精美的长江史前玉器面对面，共赴这场“玉出大江，琼琚生辉”的玉文化盛筵，可谓人生一乐事。（作者系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玉出大江——长江流域史前玉器特展》策展人）

(责编：方经纶、杨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