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胡林遗址：新旧石器时代文化过渡的见证

原标题：东胡林遗址：新旧石器时代文化过渡的见证

　　图为东胡林遗址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东胡林考古队供图

　　图为东胡林遗址出土的陶盆。东胡林考古队供图

　　图为东胡林遗址出土的炭化粟粒。东胡林考古队供图

　　图为东胡林遗址出土的骨柄石刃刀。东胡林考古队供图

　　 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永定河支流清水河北岸的阶地上，坐落着一处重要遗址——东胡林遗址。早在20世纪60年代被发现之初，东胡林遗址就因新石器时代早期墓葬及“东胡林人”的发现而为学界所广泛关注。后又历经多次发掘，同时不断融入新方法、新技术，东胡林遗址考古不断取得重大突破，曾经入选“2005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

　　 东胡林遗址所在位置系北京西山褶皱断块山地的一部分，由于长期以来的洪水冲刷，遗址保存已不完整，现存面积约为3000平方米。尽管面积不算大，但东胡林遗址仍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尤为宝贵的是，它为我们展示了从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中期的多层堆积。根据碳十四测年，东胡林遗址的文化遗存年代在距今11500~9000年以前，是我们认识北京地区，乃至中国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过程的重要一环。

　　万年遗存：东胡林原始聚落的重要发现

　　 东胡林遗址的发现十分丰富，其中不乏多项“中国之最”或“北京之最”。

　　 墓葬的出现反映着人们生死观念的变化，也是社会关系的一个投影。截至目前，东胡林遗址发现的墓葬已不少于3座。最早一批墓葬揭露出三具残存的人骨，彼此间存在相互叠压的现象，但因雨水冲蚀和耕地平整破坏而难以确定墓坑范围，推测可能来自不止一座墓葬。2003年和2005年的发掘中又相继发现两座墓葬，保存较为完好。这两座墓葬均是土坑竖穴墓，葬式分别为仰身直肢葬和仰身屈肢葬。从随葬品来看，“东胡林人”的身后世界也并不单调，螺壳项链是最为常见的随葬品，同时还有磨光小石斧、骨镯、磨制的棍状玉石制品等。

　　 学会用火是人类的一项重大发明。人类用火的历史也相当悠久，大致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早期，但整个旧石器时代发现的疑似用火地点都不算丰富。在东胡林原始聚落中，火塘是重要的生活设施，形状多呈不规则的圆形。其建筑过程大概是在黄土地面上铺垫石块，形成大半个圆圈状的石块堆，用火活动就在这一范围内进行。火塘内除石块外，还可见动物骨骼及灰烬等，有的兽骨和石块有明显火烧痕迹，应该是烧烤加工的遗留。东胡林人的定居性尚不稳定，这些火塘推测为季节性活动使用的设施。

　　 东胡林遗址发现的石器数量较多、种类丰富，按照制作技术划分，有打制、磨制和细石器等几大类。打制石器包括砍砸器、刮削器和尖状器等，加工一般比较简单。磨制石器仅见石斧、石锛，一般是局部磨光。细石器有石核、石片和石叶等，多为燧石制成，加工精细。此外，遗址中还有石磨盘、石磨棒、石臼和用于研磨赤铁矿颜料的石研磨器，以及使用过的赤铁矿石等。这些石器可以满足人们狩猎采集、食物加工和仪式活动等方面的需求，且工具组合呈现明显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特征。

　　 此一阶段的陶器制作还不甚发达，在东胡林遗址仅见平底器，器型主要为平底直腹盆（或称盂）。由于烧成温度不高（约在500℃），陶器的陶质比较疏松，颜色并不均匀，表面多呈现斑驳的红褐色或黑褐色，纹饰有附加堆纹和压印纹等。尽管发现的数量有限，但东胡林遗址似乎开启了燕山南北一带平底器的一种风格，也为此后陶器种类的多样化奠定了基础。

　　 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十分丰富，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生态环境及人们的饮食结构和工具制作等都提供了重要资料。动物骨骼的发现以鹿类居多，同时有猪和獾等哺乳动物，以及螺、蚌和蜗牛等软体动物。部分动物骨骼被进一步加工成生产工具或装饰品，像动物的肢骨就多用来制作骨锥、骨笄、骨鱼镖和骨柄石刃刀等骨器。其中骨柄石刃刀的加工较为精细，骨柄上刻有花纹。骨镯、蚌饰、螺壳项链等装饰品则由动物骨骼、蚌壳、螺壳等加工而成，彰显出人们的创造力和爱美之心。

　　 值得注意的是，在遭遇了极寒的末次盛冰期（持续时间大概在2.4万~1.8万年前）后，不少大型陆生动物因气候的变化而灭绝。人类也面临着艰苦生存的境地，在扩大肉食资源猎取范围的同时，也扩大了可食植物的采集范围。可能正是在这个时候，便于储藏的禾本科植物籽实进入人们的视线。经过科学系统的浮选工作，现已在东胡林遗址发现了炭化木屑、种子、果核和果实等类型的植物遗存，其中以植物种子最为丰富。尤为重要的是，在遗址中发现了14粒炭化粟粒和1粒炭化黍粒。经鉴定，粟粒在形态上已经具备了栽培粟的基本特征，是探索中国以种植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起源的重大突破。

　　 总之，东胡林遗址是北京地区年代最早、内涵最丰富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在东胡林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人工栽培粟，北京地区最早的陶器、最早的墓葬等。在旧—新石器时代的转变中，东胡林先民逐渐由频繁迁移过渡到相对稳定的栖居形态，季节性定居的聚落诞生。

　　承前启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变迁

　　 就年代而论，东胡林遗址正处在我国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关键阶段。山顶洞人遗址距今约2.7万年，是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典型代表。尽管山顶洞遗址和东胡林遗址在年代上差距较大，但二者之间还是具有较强的传承性，集中体现在人类体质特征、石器制作技术、葬制葬俗和审美观念等方面。

　　 根据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山顶洞人和东胡林人的下颌角均较大，且齿槽突出，不过在颏孔位置上，东胡林人显示出一定的进步性。东胡林人打制石器的技术及组合均与山顶洞人一脉相承；在磨制技术方面，山顶洞人也具有开先河之功，他们运用于加工装饰品的磨制技术很可能为东胡林人制作磨制石器打下了基础。在山顶洞遗址中已经出现了有意埋葬死者的现象，并有在尸骨上撒赤铁矿粉的原始宗教仪式，东胡林遗址的墓葬发现则更为普遍，同时出土有研磨赤铁矿颜料的石研磨器及使用过的赤铁矿，只不过如何使用的具体情境还有待进一步探究。山顶洞人的装饰品丰富﹐其中穿孔蚌壳、穿孔骨器等风格的装饰品也均在东胡林遗址见到，反映出二者装饰取材与审美的相近。

　　 考古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北京地区人类主要居住于洞穴遗址中，但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已经开始走出洞穴，来到河旁台地上开发更为广阔的空间，发展农业生产活动，由穴居生活向定居生活过渡，东胡林遗址就是很好的例证。

　　 东胡林人选择在燕山山前台地、清水河北岸的阶地上营建季节性聚落，并开始粟黍等农作物的栽培与加工。在露天的居址中，东胡林人大概在寒凉时围着火塘烤火取暖，日常享受烧烤的食物。而很可能正是在长期的生产和用火实践中，人们逐渐掌握了黏土的性能，认识到黏土与水掺和后不仅具有可塑性，被火烧过后还具有坚固耐火和不漏水等特点。北京地区的东胡林和转年遗址都发现了距今1万年前后的陶器。无论农业生产还是陶器制作，在本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重要阶段都预示着人们定居能力的增强。种种迹象表明，东胡林人大概过着一种半定居的采集狩猎生活，兼有农业生产活动，距离定居社会已经不远了。

　　文脉绵长：见证中华文明的连续发展

　　 在距今70万年以前，北京地区就已出现了人类活动的足迹。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遗址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东胡林遗址，再到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上宅遗址，直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昌平雪山遗址，北京远古文化的连续发展，从侧面实证了中国有着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距今约1万年前开始的新石器时代也是北京地区“新文化”全面启动的关键环节。采用磨制石器、陶器及农业的出现一般被视作新石器时代开始的重要标志。东胡林人的磨制石器技术较之前有所发展，发明了陶器，并开始从事粟作农业，显现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遗址中发现的火塘、墓葬、灰坑等遗迹，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和陶器等遗物，填补了北京地区这一时期的文化空白。东胡林遗址为我们描绘了陶器起源的新路径，粟类遗存的出土则揭示出北京地区可能是中国粟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

　　 迄今为止，北京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地点约有40余处，它们大多分布在山区或河谷地带。这些遗址和地点也多零散分布，面积有限，但从早到晚一直有一条传承发展的脉络。从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考古发现来看，人们一直在居住方式、生业经济、手工业传统和原始宗教文化等方面进行着诸多创新创造。东胡林遗址的发现是我们了解人类利用、适应环境模式，以及进行文化创造的一把钥匙。从山洞走向平原，“北京人”在与环境的互动中不断向前发展。从游猎到定居，“北京人”在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交融中不断更新内涵，在商周时期最终迈入“青铜时代”，成为华北平原的一颗璀璨明珠。

　　 （作者：袁广阔，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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