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12-05 11:39:59 来源: sp20241205
免费预约码“黄牛”抢后加价卖 代抢群里订单源源不断
博物馆演唱会,门票为何越来越难买
本报记者 赵 丽
本报实习生 林铭溱
今年暑假,在北京从事旅游行业的刘宇(化名)接到十几通亲戚朋友求助国家博物馆门票的电话。
“最开始,我还抱有希望,连续几天都紧盯预约系统,但哪怕是分秒必争,最后也没能在这场‘抢票大战’中胜出。”为了不让亲戚朋友失望,刘宇只能“转战”某二手交易平台,找“黄牛”买了3次共7张票,一共花了3300元。
“最开始,国博的暑期门票一张至少加价100元,价格视日期不同会有不同程度的浮动。之后便越来越夸张,说‘不保证一定预约上,须提前7天下单’,加价500元的都有,如果有临时需求,1张至少加价1000元。”刘宇说。
不仅是博物馆门票,《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演唱会、景点、展览馆等需要“抢票抢号”的领域几乎都有“黄牛”的身影。一些“地狱级抢票难度”的热门演出、展览,让心向往之的消费者不得不以高出原价数倍的价格向“黄牛”购买。门票市场“黄牛”或有自己的购票渠道,或采用“人海战术”,组织大量“抢手”进行抢购,有的还运用科技手段,开发“脚本”“抓包”程序进行“机抢”。这种“机抢”程序同样成了商品,被明码标价出售给有抢票需求的网友。
受访专家认为,“黄牛”屡禁不止的原因涉及供需关系失衡、技术加持与信息不对称、法律法规执行力度不足以及消费者心理等多重因素。无论是演唱会还是博物馆门票,只要是稀缺资源,就会成为“黄牛”倒卖的对象。而“技术手段”等加持下,“黄牛”抢购成功率越来越高,使得普通公众在官方渠道难以买到票,只能转向“黄牛”市场。对此,一方面应由相关部门及时发现、严厉打击、依法治理“黄牛”倒卖门票的不法行为;另一方面,博物馆、售票平台等需要不断修改完善自身的放票规则,堵住预约或售票环节的漏洞。
“黄牛”大量抢囤票
票越稀缺价格越高
刚刚结束的暑假,各地游客数量激增。一些网红景点推出了预约制度,即提前在小程序上“抢号”,并按照所预约的特定日期及时间段进行参观。这种预约制本是为了控制客流,却让“黄牛”嗅到了“商机”。
上海市民郭科告诉记者,上海某网红书店就实行了这样的预约制,该网红书店会提前在其小程序上放出一天5个时间段的预约名额,每个时间段约有500多个名额。近日,记者浏览该小程序发现,书店预约情况相当“火爆”,5天内所有时段均显示“约满”。
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看到,平台上有大量出售该书店参观名额的“黄牛”,发布类似“全天预约找我,随时可以参观,预约码全天可进”的文案。记者注意到一则宣传随时可以“买号”进入书店的帖子,咨询后,该“黄牛”告诉记者:“我们这里会提前抢很多号,现买现发。”
原本免费预约参观的书店,“黄牛”抢到的预约码商品链接标价8元。记者进一步咨询被卖家告知标价是“引流价”,实际售价为12元。记者下单后,该“黄牛”发来一张二维码截图,称出示即可入场。随后郭科使用记者购买的这张“黄牛”预约的二维码截图,顺利进场。
“书店每天放不到3000个预约名额,有多少是被这样的‘黄牛’抢占了?简直是占用公共资源为自己牟私利。”郭科感到无奈。
除了转让手头上的预约号,不少“黄牛”还做起了“代抢号”的生意,比如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随处可见诸如“接各种代拍,静待你,不管是旅游景点还是博物馆,什么都可以”的广告。记者咨询其中一位卖家得知,对于需要实名进入的景点与博物馆,需要提供身份信息给“黄牛”,“黄牛”抢到号之后,支付约定好的“代抢费”。记者注意到,多省的博物馆均在“黄牛”代抢的行列之中。
不久前,有媒体在国家博物馆外随机采访30位游客,只有两人通过正规渠道预约成功,其他28人都是由“黄牛”代预约的。据故宫博物院技术人员介绍,暑期高峰时段,故宫博物院小程序售票系统初始流量中“黄牛请求”占比整体接近90%,如果不做拦截和处置,普通用户很难参与竞争、买到门票。
记者调查发现,“黄牛”兜售的还有各类VIP票。
在记者咨询某博物馆门票时,一“黄牛”推荐称VIP票“更实用”,能够免实名进入博物馆,“免于被毒辣的太阳炙烤,率先步入文物殿堂”。该“黄牛”给记者发来了VIP票的图片,记者注意到,门票上标注有“合作票”字样,同时明确写着“此票不得出售”。
在各社交平台及二手交易平台上,此类VIP票的价格被哄抬至500元至800元不等。除了二手交易平台、社交平台等渠道,该类票还在各大第三方旅游平台出售。北京和上海的多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一些博物馆的绿色通道口,持有VIP票的游客只需要出示实体票即可进入场馆。据介绍,此类门票一般属于“合作单位的赠票”,并不对外流通。
各种“战术”代抢票
肆意转发个人信息
“黄牛”手上的票,到底是哪来的?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黄牛”发展出了代抢业务。
“我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一名‘黄牛’,他有抢票的信息会发给我们。”来自江苏的黄琳为“挣外快”而成为一名演唱会门票“抢手”,她告诉记者,组织他们抢票的“黄牛”自称“票务”,会不定期在“朋友圈”和“抢手群”中发布信息,通知“抢手”们开抢。
据她透露,在其曾经参与过的抢票中,一张热门歌手演唱会价值1280元的内场票被哄抬至数万元。
“我们主要是靠人多,能不能抢到看运气,还有一种票是录入票,那种价格就更贵了。”据黄琳解释,录入票是一种“渠道票”,即主办方留存的赠票,一些有关系的“黄牛”能够拿到这些赠票,并高价变卖。部分景点、博物馆等也存在这样的赠票,也能够被有渠道,有关系的“黄牛”获取并流向市场。
据黄琳透露,热门演出的票只要抢到一张,“抢手”就能够获得四位数的“抢手费”,“你永远都不知道,在你上头叠了多少个‘黄牛’在层层转卖,最后一张票到了买票的人手里要五位数”。
为了解代抢流程,记者加入一个名为“发财变富豪”的“抢手群”。群里共有200余名“抢手”,且每日源源不断地加入新人。该群的群公告昭告着:“我们是接代拍的,抢不到没有任何后果,就当练手。”群主不断鼓励“抢手”们拉人进群,每拉满15人就有“红包奖励”,“大家也可以邀请自己的朋友抢,朋友抢到了我给你佣金的10%作为奖励”。
在记者入群的第一天,便有近60条抢票订单。这些订单上写明了“雇主”所需要的演出日期、场次。除此之外,还有姓名、身份证号等具体的个人信息。个别订单上标明了“独家”。
记者询问群主得知,“独家”即“雇主”直接找到该群组织者进行抢票,而“非独家”的订单,则是该群组织者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的抢票订单,“不止我们这一家帮忙抢”。就这样,“雇主们”的个人信息在200余人甚至是更大范围的“抢手群”中被一次次转发、传播。
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曦曾帮助买“黄牛”票被“坑”的消费者维权。据她了解,有些“黄牛”会“一票多卖”。
“‘黄牛’圈会有很多层的代理商,上层‘黄牛’拿到内部票名额之后会往下级代理商传,一个群有上百个人收到信息,然后又往他们下一级的群去卖。每个‘黄牛’都可能把这个票卖给自己的客户,往往名额就那么一两个,却卖给了很多人。”陈曦说,最后,“黄牛”一般会选择高价卖出,对于下级“黄牛”来说,如果上级的“黄牛”没有拿到票,又不退钱,那么下级“黄牛”就会直接“跑路”,对消费者违约不退钱。
也有“黄牛”直接用上“科技手段”抢票。
调查中,记者随机添加了一名“黄牛”,其社交“朋友圈”内充斥着市面上热门歌手演出的开票代拍信息,且晒出了不少代拍成功的订单。记者选择一场热门演唱会咨询该“黄牛”,其表示“只要放票,命中率就会很高”。当记者询问如何保证抢票成功率时,该“黄牛”称,“我们有团队,机器抢”。
不久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黄牛”倒票案件。案件资料显示,犯罪嫌疑人利用自行研发的抢票软件,凭借已经掌握的他人有效身份信息,抢占大量门票资源。通常而言,门票预约成功与许可退票之间有近7天的“时间差”。在招揽到真正游客后,他们利用这个“时间差”不断在预约系统上秒退秒抢,如此反复。据了解,仅2023年暑期,该涉案团伙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非法获利30多万元。
这种“机抢”脚本不仅为“黄牛”团队自用,还成了商品被售卖给有抢购需求的人士。
“自动抢票脚本,可以比别人提前进入买票后台……”在某社交平台上,只要输入“抢票脚本”关键词,便有大量宣传售卖抢票脚本的信息出现,业务范围涵盖了抢演唱会门票、抢车票等。二手交易平台上抢票脚本价格浮动较大,在1元到200元不等,价格高的通常是买了脚本后卖家承诺“包教包会”。
记者联系了其中一名卖家,他告诉记者,该程序能够覆盖多个抢票平台,只要在程序中输入场次、主选票价、备选票价以及观影人数,就能“到点开抢”。
“其实脚本就相当于一个模拟器,能够模拟人抢票点击的全过程。”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信息枢纽研究助理谢怡萱告诉记者,这种脚本能够在开票的一瞬间模拟人手点击,在首次点击抢不到票的情况下,还能够通过连续点击抢进回流票,速度远高于手速,抢票的成功率也就更高。
建立部门协作机制
整合力量综合治理
一边是消费者对心爱的演唱会、博物馆等可望而不可即,另一边是“黄牛”手握大量票源坐地起价。
北京嘉潍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指出,“黄牛”抢票无论是通过人工或编写脚本软件抢票,再加价倒卖,都是违法的,均属于倒卖有价票证,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如果倒卖的数量、金额达到一定标准,就可能构成刑法中的非法经营罪。
“在当前的法律法规中,对‘黄牛’倒卖门票的具体行为尚缺乏明确和专门的司法解释,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此类违法行为的有效打击。因此,出台专门司法解释等对此类行为进行明确和规范具有必要性,不仅可以提高对此类违法行为的打击精准度和力度,还能有效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专门对涉及“黄牛”的相关案件进行过梳理的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翁小平说。
在受访的业内人士看来,实践中,由于证据收集困难、执法成本高等原因,导致“黄牛”依然猖獗。部分消费者甚至出于“能买上票就不错”的心态,对“黄牛”票存在一定程度的容忍和依赖。
“打击治理‘黄牛’的难点主要在于违法成本低、监管难度大和消费者需求旺盛等方面。相较于高额的违法收益,现有相关规定的处罚力度显得较轻,无法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导致‘黄牛’愿意为了高利润冒险。‘黄牛’倒票行为花样繁多,交易方式隐蔽,加上涉及人员众多,增加了监管部门的打击难度。即使警方投入大量人力去打击‘黄牛’,也难以覆盖所有乱象。”陈曦说。
根据过往的办案经验,陈曦注意到,目前非法开发者更多是通过非正规渠道出售抢票程序,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且一些抢票脚本能够在“被封”后随时“改头换面”重新上架,监管具有很大的难度。
“对于‘黄牛’的‘科技手段’,单纯从法律上制约存在一定难度。”陈曦认为,随着科技的进步,“黄牛”抢票的手段会更多,除了法律及监管力量的规制外,相关的售票平台还应该加强技术防御。
翁小平建议,要有效打击“黄牛”倒票行为,需从多方面入手。应当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特别是加大对“黄牛”行为的惩处力度,提高违法成本,使潜在的违法行为受到震慑。同时,加强市场监管,利用技术手段监测和打击“黄牛”票的线上交易,及时查处违规行为。建立多部门协作机制,整合文化、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力量,形成打击“黄牛”的综合治理手段,以实现更有力的治理效果。票务平台应实行严格的实名购票制度,同时限制退票次数,减少“黄牛”利用退票漏洞进行非法交易的机会。此外,提高热门演出或活动的票务供给质量和数量,尽可能满足市场需求,降低“黄牛”票的吸引力。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加强对消费者的引导和教育,倡导通过正规渠道购票,共同维护公平的市场秩序。(法治日报) 【编辑:张子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