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8-27 02:34:29 来源: sp20240827
在中国钱币博物馆的办公室,中国钱币协会副秘书长王永生向记者展示了一张元朝钱币的照片。钱币正面书有四字楷书“至元通宝”,背面却同时印有八思巴蒙文、畏兀儿文、西夏文三种民族文字。“元朝处于一个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的时期。钱币既要照顾不同民族文字的‘多元’,也要遵守圆形方孔的‘一体’。”王永生说。
在王永生眼中,这样一枚小小的圆形方孔钱,很可能隐藏着一段民族交融的历史。汉代五铢钱铸于中原,却在张骞出使西域后远走边疆,在维吾尔族世代居住的新疆和田大量出土;契丹人、党项人最初的贸易形式都是以物易物,不使用钱币,但都在北宋的影响下改用钱币交易……
辽西夏金元清,这些原本不使用钱币的少数民族政权,为什么都要在入主中原后开始铸造圆形方孔钱?“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后,特意选择‘天命’为年号,铸造印有满汉两种文字的‘天命通宝’,以此说明其政权的合法性,表示他认同华夏文明,”王永生说,“自秦创立‘圆形方孔’的钱币形制后,钱币就成为了一种中华正统身份的象征,见证了‘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筑轨迹。”
王永生在“钱眼”里的这一连串发现,呈现出中华民族交融过程的一隅。此外,他基于对钱币与历史的“跨界”研究,先后编写了《钱币上的中国史》《三千年来谁铸币》《中国货币史话》《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新疆历史货币》等学术专著。然而,长期以来,钱币研究与民族史还是两个泾渭分明的研究领域。“研究钱币的人,往往侧重辨别真伪,或是将钱币的发展和政治经济结合起来。研究民族史的人也很多,但钱币很少出现在他们的视线内。”王永生说。
谈及将钱币与民族联系起来的契机,王永生将视线微微抬起,看向了他生活与成长的地方——新疆的方向。“我父辈支边到新疆,我是在伊犁长大的汉族人。村里三百多户人家,汉族连十户都不到。我当时就想,周围这些维吾尔族人的生活习惯,他们的长相和服饰,为什么跟汉族不一样?”王永生说。
成长于多民族社区的经历,让王永生产生了对维吾尔族的浓厚兴趣。他早早地开始翻阅书籍,了解新疆民族历史,并在大学期间系统学习了维吾尔语。王永生大学毕业后,凭借自己对新疆历史和维吾尔语的了解,参与编写《新疆钱币》一书。从公元一世纪的“汉佉二体钱”,到1951年发行的背印维吾尔文的人民币,该书囊括了两千多年间新疆地区历史上铸造或流通的货币,也让王永生打开了通往货币世界的大门。
1989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王永生意识到,自己正研究的货币,刚好能清晰地体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点。农耕文化所产生的布币,渔猎文化所产生的刀币,楚地文化产生的蚁鼻钱,本来如满天星斗般遍布中华各地。秦统一后,确定“圆形方孔”为钱币标准,被后世王朝沿袭使用了两千多年。“古代钱币作为国家主权的象征,最直接地体现出了统治者的意志,是各少数民族认同华夏文化、自视为正统的一个重要象征。”王永生说。
不仅如此,不同于书法绘画、桌椅碗碟等文物,钱币的流通范围覆盖了历代王朝的疆域,见证了更广泛的历史。上到王侯将相,下到普通百姓,只要是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当中,就离不开使用钱币。“有钱的人用瓷器、没钱的人只能用陶器,贵族穿丝绸,老百姓只能穿麻布。但钱币不一样,它真真切切地参与到了所有人的社会生活中。”王永生说。
时至今日,见证过民族融合的“圆形方孔”钱成为了历史遗物,但早期的人民币设计中仍然包含着民族团结的主题。第一套人民币加印了少数民族文字版;第二套5元券正面选用了“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情景;第三套10元券在左上角印有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壮族等四种少数民族文字。“新中国成立后倡导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这种关系就体现在了人民币上。”王永生说。(完)
(《中国新闻》报记者李腾飞 作者任德辉)
【编辑:刘阳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