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敦煌文化遗产中蕴含的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学苑论衡）

　　内容提要

　　深入研究与挖掘敦煌文化遗产中蕴含的中华文明坚强刚毅的开拓精神、开放包容的共生精神、济世安民的人文精神等精神标识，对于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积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指出：“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支撑。”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蕴含着中华文明诸多精神标识，比如坚强刚毅的开拓精神、开放包容的共生精神、济世安民的人文精神等。挖掘和弘扬这些精神标识有利于我们感悟古人的智慧、守护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文化影响力，促进当今世界不同文化和平共处、交流互鉴具有重要意义，更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精神动力。

　　蕴含着中华文明坚强刚毅的开拓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谈到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时指出：“这些重大成就展示了中华民族开拓创新、与时俱进、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是蕴涵着丰富知识、智慧、艺术的无尽宝藏，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我们的先哲很早就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这是中华民族积极进取、刚健有为、勇往直前的内在动力。丝绸之路的贯通、河西地区的安定和敦煌的开窟造像无不体现了中华民族坚强刚毅的开拓精神。

　　公元前138年和前119年，汉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拓了丝绸之路。河西之战扫清中原通向西域的障碍后，公元前111年，汉王朝采取“列四郡、据两关”的举措。行政方面，在长约1200公里的河西走廊上自东向西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军事方面，在四郡北面修筑长城，敦煌西面设置玉门关、阳关，并征召大量士兵在此戍边和屯田。两关设立后，敦煌成为汉王朝和西域往来出入的西大门，也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与此同时，世家大族、文人学者、行客商贩、农夫工匠、画工歌伎等迁居于此，不仅带来了中原的农耕和水利灌溉技术，还传入了儒家和道家文化，为莫高窟所代表的敦煌石窟群的创建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

　　放眼敦煌石窟史，也有无数体现开拓精神的人物，特别是一批求法护法的高僧。据公元698年《李君莫高窟佛龛碑》记载，莫高窟最早的两个洞窟始于公元366年，由乐僔和尚和法良禅师先后创建。此后无数无名的打窟匠、画匠、塑匠，在公元4—14世纪的1000年间持续开拓创造了敦煌莫高窟，在1700多米长的崖面上，至今保存洞窟735个、塑像2400多身、壁画45000平方米，使莫高窟成为举世无双的佛教石窟艺术群，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宝库。敦煌文化遗产中记录的这些伟大开拓者的足迹，集中体现着中华文明坚强刚毅的开拓精神。

　　蕴含着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共生精神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历史，只有中华民族这样的具有开放包容胸怀的民族，才会容纳世界不同文明在此交融交汇”“敦煌是历史上东西方文化交汇的重要枢纽”。敦煌位于古代中国西部边陲，是中华文明与域外文明的交汇处。以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藏经洞文献为代表的敦煌文化遗产，既以中华文明为本位，又以开阔胸襟和恢宏气度广泛吸纳和融汇印度文明、希腊罗马文明、波斯文明、中亚文明等多种外来文明，体现出开放、包容、互鉴的文化特征与共生精神。

　　敦煌文化遗产不仅保存了中国的建筑、历史、文学、绘画、音乐、舞蹈、医药、礼仪、民情风俗、典章制度等石窟艺术和文献，而且融汇了丝绸之路沿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艺术元素。最有代表性的，如5世纪上半叶的洞窟中绘有希腊爱奥尼柱式，是中亚接受了希腊文化后又影响敦煌的结果。莫高窟早期禅窟、中心塔柱窟等洞窟的建筑形制，彩塑和壁画中的佛陀、菩萨形象，象鼻人身的毗那夜迦天等印度教神祇的图像，融合了犍陀罗、马图拉、笈多等不同元素的艺术风格。还有大量佛教译经，这是来自南亚印度的影响。壁画中身着不同服饰的各国国王形象，公元642年的壁画中表现的康国女子表演的胡旋舞，这是中亚文化的呈现。莫高窟出土的波斯银币、藏经洞出土的波斯摩尼教经典、祆教女神图像、景教经典，这是来源于西亚波斯文化的影响……这些例子，都说明敦煌莫高窟是中外多种文化多元文明交融荟萃的结晶，体现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共生精神和恢宏气度。

　　蕴含着中华文明济世安民的人文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通商易货之道，更是一条知识交流之路。”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咽喉之地”，敦煌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伴随着古丝绸之路的兴盛和繁荣，东西方文明在这里长期持续地交融荟萃。不仅有外来文化的引进来，也有中华文化向更广阔地域的传播浸润。历史上由敦煌传入西域地区的儒家经典、律法、医学和蒙书，传播着中华民族的哲学理念、正义价值、人本情怀和育人智慧，体现出中华文明济世安民、泽被四方的人文精神。

　　敦煌藏经洞遗书中保存的儒家经典写本，共有30多种、300多件，抄写年代为魏晋到五代宋初，比如《尚书》《论语》《诗经》等，以及《论语注》等现已失传的古书。此外，还有史部典籍传入西域，比如，《史记》写本、《汉书》写本以及元明时期就已失传的《春秋后语》写本等，说明儒家文化和中华经典对西域地区有着持续的影响。

　　唐律集唐以前中国法律之大成，被称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的代表，在中国以及东南亚法制史上具有深远影响。敦煌的唐代律法文献，主要是律、令、格、式等写本。律是对各种违法行为的惩罚条文；令是制度、规章的规定；格是用来防止奸邪的禁令，是对律的补充和变通条例；式是官府机构的各种章程细则。这是中国隋唐时期法律的基本表现形式。敦煌藏经洞所出“律”类文献写本，有《名物律》《职制律》等。敦煌藏经洞所出“格”不多，有《神龙散颁刑部格》残卷、《开元户部格》残卷等。

　　敦煌传到西域的医学类文献写本有医经、本草、医方等三类。医经文献如《伤寒论·辨脉法》残卷，这是一种最早的《伤寒论》现存传本。敦煌藏经洞中比较重要的本草类文献有《本草经集注·序录》残卷，此残卷卷首亡佚三四行，后面基本完好。敦煌藏经洞中，医方类文献残卷数量最多，共保存医方34个。

　　敦煌还发现了传入西域的蒙书和家训。敦煌遗书中保存了不少蒙书，依其内容而言，有《千字文》《开蒙要训》《百家姓》等积字成篇的基础识字教材，也有《蒙求》《兔园策府》《杂抄》《古贤集》等兼顾知识、以广见闻的知识类教材；还有《太公家教》《崔氏夫人训女文》《百行章》《夫子劝世词》等训诫为主、以求养正的德行类教材。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敦煌地区教育繁荣的基本面貌。

　　敦煌文化属于中国，敦煌学属于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莫高窟保护好，把敦煌文化传承好，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进步应负的责任。”面向未来，我们要持续从敦煌文化中提炼出中华文明更多方面的精神标识，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性展陈活动和文化交流对话，展示我国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的成果。同时，用好数字化、信息化等高科技手段，推动流散海外的敦煌遗书等文物的数字化回归，实现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共享，并与各国学者一起讲好敦煌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通过文化传播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可信、可爱、可敬的文化形象。

　　（作者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 人民日报 》（ 2024年07月01日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