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焦点面对面】中非合作：现代化进程中的“同路人”

　　 中新网 北京9月16日电 题：中非合作：现代化进程中的“同路人”

　　作者 王高飞 赵丽 薛凌桥

　　在东非大裂谷乡间丰收的果与花，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家庭的餐桌上。一把酥脆的夏威夷果，一桶醇香的花生油，一捧火红的干辣椒——或许人们鲜少留意，这些餐桌上寻常的农产品，它们旅程的起点是广袤的非洲大陆。

　　中非合作正以最平实的方式拉近两大洲的距离。

　　在刚刚过去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主旨讲话中指出，中国和非洲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没有中非的现代化，就没有世界的现代化。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国非洲研究院院长叶海林近日在接受 中新社 “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时分析表示，中国在推动现代化进程中，不仅没有以任何国家为成本代价，相反还带动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由此，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路径形成了本质区别。

9月10日，中国非洲研究院院长叶海林(右)在北京接受 中新社 专访。 中新社 记者 易海菲 摄

　　“现代化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现代化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一国都不能掉队。”叶海林认为，这也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路径在利益共享层面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前者体现了利益共享和包容发展的理念。

　　叶海林指出，传统的世界史叙事往往将西方现代化描述为工业革命和技术革新的成果，然而，这一叙事忽视了西方现代化背后巨大的资源消耗。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大量依赖来自全球各地的资源，这些资源的获取往往伴随着殖民掠夺。拉美、非洲、亚洲等地不仅成为西方工业产品的倾销市场，也因其资源被掠夺而被阻碍了自身现代化进程。

　　叶海林分析，中国通过为非洲树立现代化发展“样板”、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硬件”支持以及传输运营经验和发展理念等“软件”经验三方面，为非洲国家现代化进程助力。

　　叶海林强调，中国14亿人口规模的现代化成就向非洲各国展示，现代化不仅是西方国家的专利，后发国家同样可以完成赶超，向非洲人民传递了非洲也能实现现代化的信心。

9月10日，中国非洲研究院院长叶海林在北京接受 中新社 专访。 中新社 记者 易海菲 摄

　　“为非洲国家着想的切实考虑”

　　习主席在主旨讲话中提到，中方愿主动单方面扩大市场开放，决定给予包括33个非洲国家在内的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

　　叶海林分析说：“中国通过关税减免单方面降低获利，减少非洲的经营成本，帮非洲规避风险，这是一个替非洲很多农业国家着想的切实的考虑。”

　　叶海林提到，以西方国家在加勒比地区咖啡种植推行的“公平贸易”政策为例，西方国家通过设定标准和条件来提高咖啡收购价格，表面上是为了支持当地经济、防止“奴役劳工”等，实际上是在制造路径依赖。因为一旦这些产品离开了西方市场，销售便难以为继。不仅如此，西方国家的所谓“公平贸易”还附加了诸多条件，充满了西方的傲慢。

　　叶海林认为，相比之下，中国在与非洲的贸易中尊重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现实，避免了西方国家在所谓“公平贸易”中强加的条件和依赖性政策。相反，中国通过改善贸易结构，降低非洲产品的出口成本，以更平等和实际的方式促进非洲的现代化进程，体现了贸易合作精神。

视频：叶海林：西方社会是非洲国家债务问题的最大根源 来源：中国新闻网

　　“债务陷阱论”折射西方无能

　　近年来，随着中非关系不断发展深化，美西方抛出中国制造“债务陷阱论”等议题，试图阻碍非洲国家与中国开展正常合作。

　　叶海林剖析，“债务陷阱论”话术背后隐藏三层逻辑。

　　首先，西方国家需要找到一个“理由”来解释其在与中国竞争中处于劣势的现状，同时掩盖其在非洲几百年殖民历史造成非洲现代化进程滞后的责任。其次，西方国家还试图通过抹黑中国来破坏中非合作，以便将非洲国家拉回到其影响范围内，继续控制非洲及其市场和资源。最后，面对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显著贡献和开放合作的态度，西方国家已无法再提供有竞争力的产品及与其配套的价值观支持，因此只能采用抹黑谩骂这种消极手段阻碍中国的进步。

　　然而，正如习主席所指出，“同路人才是真朋友。”中国和非洲之间的合作关系有着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叶海林认为，这一基础决定了双方在未来势必将继续并肩向前，共同应对挑战，携手推进现代化发展进程。(完)

　　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 记者：在刚刚过去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主旨讲话时提到，未来三年，中方愿同非方开展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深化中非合作，引领全球南方现代化。您认为，在不同的国情和不同的发展现状之下，中国式现代化将如何影响非洲现代化？

　　叶海林：在讨论中国现代化如何影响非洲现代化时，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解读。首先，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超大规模人口的现代化“样板”，能够为非洲各国提供参考和借鉴，鼓舞非洲各国人民推进自身现代化进程。中国正在推进14亿人口的现代化，非洲大陆的人口规模与此相近。中国能够实现的现代化，非洲大陆同样有能力实现。尽管中非双方在文化、历史、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但从超大规模人口的现代化进程来看，中国为非洲人民树立了一个明确的“样板”，其感召力十分显著。现代化不再是西方国家的专属成果，后发国家也可以实现现代化，这种成功经验对非洲国家而言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其次，在硬实力方面，中国能够为非洲现代化提供诸多具体支持，包括工业园区建设、“一带一路”项目建设能力，以及中国的市场吸纳能力和产品提供能力等，为双方现代化成果的互相支持提供了实质保障。

　　最后，在软实力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在管理经验和运营模式上，也为非洲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例如，中国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对仍然以农业为主且环保任务繁重的非洲大陆尤为重要。此外，中国的工业化建设经验，已经在非洲国家，特别是埃塞俄比亚等地成功实践，并取得了显著效果。

　　因此，无论从精神感召、硬件支持，还是软件借鉴的角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都能够强有力地支持非洲现代化进程。近年来，我们看到非洲现代化进程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中国经验，这种经验在非洲各地生根发芽，明显加速了非洲的现代化进程。

　　 中新社 记者：为什么说“没有中非的现代化，就没有世界的现代化”？

　　叶海林：首先，中非两地共有28亿人口，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个数字表明，中非人民在全球版图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如果缺失了这两部分，就不能称之为全球现代化。

　　其次，中非双方的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其对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也对全球其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中非的现代化进程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发展，更是为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欧洲、拉美和亚洲等地，创造了大量机会，为其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即中非的现代化进程不仅能够造福自身，也能惠及他人。

　　 中新社 记者：相较于中国式现代化，西方的现代化进程曾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苦难，其原因和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

　　叶海林：这是涉及到世界史叙事方式的问题。西方历史学家讲述西方现代化的成功时，往往归因于他们找到了现代化的制度诀窍，率先启动了工业革命，完成了技术革新，从而实现了现代化。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这个说法背后的一面，即现代化不仅仅是找到制度和技术就能自动实现的，它还需要大量的资源。

　　自工业革命开始，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是在大量消耗来自全球的资源。这些资源主要来自于美洲、非洲以及古老的中国。西方国家的殖民进程本身就是对这些国家所蕴藏的自然资源的一种掠夺，使得欧洲和其他西方国家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取现代化所需的物质资源。

　　此外，这些地区——无论是拉美、非洲还是亚洲——还被西方作为工业产品的集中销售地。这种销售行为不仅阻碍了这些后发国家走上现代化的进程，还使得这些国家的大量人口成为西方世界销售工业产品的巨大市场，为西方提供了不断更新迭代的资金。所以，不管是从能源和原材料的获取，还是从工业产品的销售来看，西方第一轮的现代化进程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其他地区未能进入现代化，甚至被阻止进入现代化的基础上。

　　我们并不反对现代化，也不排斥西方的现代化经验，但必须强调上一轮由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进程所蕴含的巨大副作用和明显不公平。如今，当后发国家，尤其是中国崛起后，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我们在推动现代化的过程中，既实现了国家福利的改善和国力的增强，也没有以任何其他国家为代价。相反，我们还带动了包括东南亚、非洲和拉美国家在内的众多后发国家的发展。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区别。

　　 中新社 记者：能否分享一些中非合作的成功案例？这些案例对非洲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怎样的积极影响？

　　叶海林：实际上，很多人都了解中国产品销往非洲的情况，比如中国汽车、基础设施建设等等，这些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事实。在中国，我们其实也经常感受到非洲的存在，只不过它不是直接可见的。这是因为大量从非洲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都是初级产品，需要经过加工后才进入市场。例如，许多花生都是从非洲进口的，但它们在中国被加工成花生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是花生油，而不是花生本身，因此很难感觉到非洲产品的存在。

　　同样地，非洲的干果比如夏威夷果，还有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肯尼亚的红茶等，这些产品在中国市场上都有着相当的份额。如果我们去超市仔细查看，就会发现非洲的产品并不罕见。而这些农产品的背后，意味着大量非洲农民的劳动和付出，他们的生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市场。

　　 中新社 记者：中国和非洲各方的合作模式和策略有何特别之处？

　　叶海林：中非之间现代化的共建并不是单方面的优惠或恩赐，更不是像西方国家所宣传的那样，是中国试图领导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中非之间的关系更多是一个互相支持、互相帮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我们要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与非洲的优势结合，形成一条具有中非合作特色的现代化之路。

　　例如，中国高度重视绿色合作和人文交流，这两方面都为非洲的长期发展提供了持续的支持。在绿色合作方面，我们将有更多的农业技术合作，特别是水稻种植技术。在此次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有非洲朋友专门向袁隆平先生表示敬意，袁隆平的水稻种植科技应用推广，已帮助非洲解决了相当一部分的粮食问题。这是实实在在的支持和帮助。

　　我们也为非洲培训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支持非洲从自然经济向工业化过渡。这种人力资源的支撑非常重要。另外，非洲的电子商务发展也非常迅速。因此，许多中国先进的电商理念在非洲也能得到充分的应用。

　　从农业到高科技，每一个领域中非之间都有合作的空间和技术应用的场域，这使我们对未来的合作充满信心，因为中非合作不会局限于某种特定的产品、某一类生产部门，或某一个经济领域。

　　 中新社 记者：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还提到，中方愿主动单方面扩大市场开放，决定给予包括33个非洲国家在内的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成为实施这一举措的首个发展中大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您如何评价中国在此方面的首倡地位？这一举措和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对非举措相比，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叶海林：首先，中国在开放市场的过程中，正鼓励非洲发展其特色经济，希望更多的非洲农产品能够进入中国市场，这意味着将培育更多的非洲农业产业，使更多的非洲人口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进而更好地供养家庭，这是真正惠及非洲的方式。

　　为此，中国通过关税减免让利于非洲，降低非洲产品的出口成本，提升其国际竞争力。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并未干预或强迫非洲按照中国的意愿组织农业生产，这完全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中国通过单方面降低利润，增加自身成本，以帮助非洲降低经营成本和规避风险，这体现了对非洲农业经济发展现状的切实考虑。

　　相较之下，一些西方国家曾在加勒比地区推行所谓的“公平贸易咖啡”政策，要求供应商达到特定标准以获得更高的收购价格，声称这是为了“防止奴役劳工”“破坏环境”等问题。表面上，这样的政策似乎有其积极意义，但实际上却充满了西方的傲慢，因为他们将自己的条件强加于这些国家的产品生产过程中。这种政策反而使加勒比地区的咖啡生产者对西方市场产生依赖，一旦失去西方市场，“公平贸易咖啡”便失去销路。

　　相反，中国在非洲的做法是尊重非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现实，不干预其具体的生产模式。中国通过改善贸易结构，鼓励非洲产业发展，促进非洲的现代化进程。这是一种伙伴之间应有的贸易关系，而不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在中非贸易中，中国致力于构建新型的互利互惠的贸易模式，而不是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非洲。

　　 中新社 记者：针对西方所谓的“债务陷阱论”，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叶海林：确实有不少非洲国家面临债务问题，但所谓的“债务陷阱论”却存在误导性。在探讨非洲债务危机时，西方国家常常将矛头指向中国，指责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导致了这些国家的债务困境。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数据，会发现，许多非洲国家的主要外债并非来自中国，而是源于西方国家。正如常用的比喻“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言，如果一只骆驼的承重能力是500斤，而中国的投资被指为最后一斤，那西方国家之前的499斤债务是否也应被纳入讨论？显然，这种将责任归咎于中国的说法是不公正的。

　　从更深层次来看，这种论调背后隐藏着更加复杂的逻辑。首先，西方国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中和中国崛起对西方全球影响力的冲击。随着中国在非洲赢得越来越多的竞争优势，西方国家在该地区的传统主导地位受到了挑战。在长期的殖民统治和经济依赖下，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命运迄今仍被西方掌控。然而，随着中国逐渐扩大其在非洲的影响，非洲国家经济越来越向好，离开了西方，非洲也能过得好。这样一来，西方国家需要一个解释来为其在非洲的失势辩护，而“债务陷阱论”便成为了他们的工具。

　　其次，这种论调也是在试图破坏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关系，希望通过诋毁中国的方式，将非洲国家重新拉回到西方的控制之下。西方国家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已处于劣势，因此，他们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应对。

　　最后一个关键点在于，今天的西方国家事实上已经失去了为全球提供足够产品和经济支持的能力。而面对一个不断崛起、在全球经济中贡献最多的中国，西方国家拿不出一个有说服力的价值观或战略来应对。在中国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过程中，西方社会出现了许多负面声音。这些指控和抹黑正反映出他们在现实竞争中无能为力，因此只能采用这种非市场化手段来进行阻挠。

　　因此，对于西方的杂音，我们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心理准备。我们应当更加坚定信心，继续推进中非农业合作及其他领域的合作，共同实现更好的发展。

　　 中新社 记者：您觉得未来中非双方哪些领域具有比较大的合作潜力？

　　叶海林：首先，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非洲大陆的基础设施仍然相当匮乏。这包括港口、桥梁、铁路、现代化公共服务系统、通信网络等领域的需求。中国在这些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技术能力，这是一个巨大的潜力市场。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这无疑是值得进一步挖掘和投入的合作方向。

　　其次是工业园区建设和产能合作。我们要帮助非洲在本地生产和销售更多的产品，即推动工业产能的本地化。这将是未来中非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方向，不能仅仅依靠贸易。中国可以利用非洲的人力资源和市场优势，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拓展创造条件。

　　第三个方向是新型商务模式的推动，特别是电子商务领域。中国企业在电商技术上已经非常成熟，而非洲国家正处于从无到有的发展阶段，这为非洲实现弯道超车提供了可能性。通过推广电子商务，中国企业可以帮助非洲国家快速进入现代化商业模式，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

　　最后一个重要领域是绿色产业，尤其是在农业和粮食安全方面的合作。土地是所有资源的基础，其首要职能是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只有确保民众的粮食安全，才能进一步谈论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发展。如果一个国家无法确保粮食供应，其现代化进程将难以推进。因此，非洲大陆在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下，粮食安全是一个核心问题。确保非洲拥有健康、绿色且安全的粮食供应，是中非未来合作的关键之一。

　　 中新社 记者；有民调数据显示，非洲的对华友好度已经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但不可否认的是依然还有一些非洲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是不够充分的。中非双方是否应该继续加大人文合作？在这一个层面上，您觉得现状是什么样的？对于未来我们如何做的更好，您又有什么建议？

　　叶海林：在此次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中明确“民心相通”，这充分说明了我们高度重视中非之间的人文交流和民间往来。增进双方的相互了解、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已成为当前对非洲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几十年前，中非合作主要体现在政治上的相互支持，特别是中国在一些关键领域给予非洲的经济援助。这种合作模式不需要广泛的民间交流，只需要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充分信任即可。例如，时任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与毛主席的友好交往就是典型的代表。

　　然而，今天的全球化时代要求的不仅仅是政治上的互信，民间交流同样至关重要。而在中非之间的民间交往相对较少，显然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因此，未来“文明交流互鉴”的重点应当放在促进民间交流上。通过加强民间往来，提升中非民众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认同，这将成为首要任务。

　　我们需要鼓励更多的中国人走进非洲，积极开拓市场。这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和企业走向全球，更有助于深化中非之间的文化交流。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许多开放包容的时代，如唐朝的长安和洛阳，就生活着大量的外国人，这是中国开放心态的体现。但是，反过来看，在历史上中国人主动走向海外、了解世界、学习异域文化的实例并不多见。虽然我们有张骞出使西域和郑和下西洋这样的例子，但这些都是探险家和先驱者的壮举，普通中国人的大规模海外拓展在过去是比较少见的。

　　如今，在全球化的新时代，随着中国企业不断走向世界，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中国人到海外去创造生活，获取财富，追求梦想。而非洲正是一个充满潜力的市场，可以为中国人提供广阔的发展机会。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中国人走进非洲，去感受非洲的独特魅力，理解非洲文化，并在那里实现他们的梦想。这才是推动中非关系深入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增进双方人民相互了解的最有效方式。

　　 中新社 记者：2024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期间发布了《中非关于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内深化合作的联合声明》，各方同意共商共建共享全球发展项目库和资金库，用好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深化双多边及三方合作。您如何看待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对南南合作和全球发展的积极作用？

　　叶海林：我们可以说，“各美其美”是中非合作及全球南方合作的基本原则。这种合作不仅在中非之间建立了互利互惠的关系，还扩展到了整个南方国家网络框架，形成了相互支撑的合作联盟。这一点尤为重要，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后，各种挑战对全球贸易造成了严重影响，威胁了全球化进程和统一市场的培育。

　　从这个角度来看，南方合作应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则，维护全球化进程，支撑全球南方市场的一体化水平。这不仅是在南方国家之间建立合作网络以抵御外部冲击，也为全球化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即使在全球化进程面临挑战，尤其是在一些发起国改变初衷或策略的情况下，这种合作模式依然能够为全球化进程的继续提供支持。

　　 中新社 记者：此次峰会的一大成果是将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将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可以说，经过近70年辛勤耕耘，中非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为什么说现在是历史最好时期？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为之付出了哪些努力和积淀？您如何看待中非关系的升级和变化？

　　叶海林：中国首次与整个非洲大陆的所有建交国家将双边关系升级为战略层面，这在外交上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与非洲宣布建设全天候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最初是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使用的，形容双方的战略合作关系比山高、比海深，现在它已成为中国外交语言中一个重要的概念。现在我们将这一概念扩展到中国与非洲大陆之间，标志着一个创举：一个大洲与一个国家之间建立全天候合作关系。尽管非洲国家内部存在许多差异，且地域、语言、文化、民族多样性显著，然而在与中国的关系中却展现出惊人的共同点。这使我们能够自信地说，中非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整个非洲大陆都在不断深化与中国的关系。

　　这一进程并非易事。中非关系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从去殖民化时期开始，非洲友谊逐步发展。最初，新中国刚成立时，我们支持非洲人民的反殖民斗争。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国民经济运行困难时，我们的外援主要投向非洲，显示了中国在艰难时刻仍关心非洲朋友的坚定立场。

　　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步恢复和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我们对非洲的市场开发也不断扩大和深化。中非之间的金融合作逐步进入全面阶段，如今我们看到的是新时代中政治、经济、人文交往齐头并进的局面，这正是我们称之为历史上最好时期的真实依据。这一依据反映了70年来中非关系的持续进步和深化。

　　 中新社 记者：习近平主席在峰会开幕式主旨讲话的最后提到“同路人才是真朋友”。现代化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一国都不能掉队。您怎么看这句“同路人才是真朋友”？

　　叶海林：这句话非常贴切，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首先，从历史角度来看，中非两方都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虽然现在赢得了政治独立，但仍有一些非洲国家在经济上面临挑战。这种共同的历史经历使得中非天然成为合作伙伴。在国际体系的演化过程中，中非之间有着显著的相似性。

　　其次，在发展需求方面，我们都面临着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历史使命。建设现代化是中国和非洲人民的共同目标，这一共同目标自然促使双方合作。在战略意义上，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中非之间存在许多相似的利益。

　　我们共同面对新殖民主义的威胁、去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图谋，以及西方国家维持霸权的行为，这些威胁和挑战促使我们更加需要团结协作，保障自身利益。因此，无论是从历史、现在还是未来，中非合作不仅是出于情感上的认同，更是基于两地人民共同命运的选择。中非合作的深厚战略基础决定了双方在日常工作中的紧密合作和共同前进的步伐。

【编辑:刘欢】